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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并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h4>以17世纪的英国为出发点</h4>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17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17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3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需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h4>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着手</h4>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吁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需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1991年5月31日《中国时报》开卷副刊
1991年8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