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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起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相比华国锋而言，汪东兴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扣上了紧箍咒。
韩钢的文章说，“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注意。是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做处理问题的依据。
5月24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公开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
1977年7月16-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职务。
在8月12-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赞誉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2
这表明，“两个凡是”还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也反映出华国锋的思想没有脱出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巢臼。在十一大上，汪东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中国的进步费尽周折，彻底解决“两个凡是”的旧套路，还需要新的回合。
1978年5月，一场牵动全局的进攻开始了。力图开辟新时代的改革者终于找到了攻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就是由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社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孙长江、胡福明两位作者合作的这篇文章，于当月10日发表在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第三天即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文。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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