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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大胆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多方设限。到了1986年，邓小平再度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不提制度改革，而是提出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要提高效率。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的同一个月，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运动进展迅速，10年时间政权就更迭了。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之后不久，就有人向邓小平、胡耀邦进言说，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的事情，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在一起，也可能颠覆我们的政权。这就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紧张。在维护政权和政治改革的两者选择中，邓小平选择了维护政权。随着团结工会愈演愈烈，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慢，向后收缩。当然，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小高潮。十三大报告里专门有一章就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七个措施。当时主要的进展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到了八九风波以后，邓小平提出来要开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退回到原点上来了，以至于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再延缓，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为什么在这一章里要介绍一下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呢？原因是今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宪政》这本书收了吴稼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1989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当时社会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这本书公布了邓小平明确地赞成新权威主义，我就把新权威主义的争议也介绍了一下，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邓小平思想的参考。当时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北方是张炳九、吴稼祥，南方就是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在权威的主导下，开展市场经济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发展。当市场经济改革和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权威退出，再实现民主化。从1986年到1989年，这个争论比较大。新权威主义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我看了一下当时郑永年、孙立平、黄万盛、秦晓鹰、王逸舟等人的文章，都是驳斥新权威主义的，要求政治改革。当然这些意见带有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特点。
第二，老左派思潮。老左派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大家都是过来人，对老左派思潮都很熟悉。我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第一阶段就是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1年间左派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引发争议。第三个阶段是1995-1997年邓小平去世前的四份万言书，当时很耸人听闻。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到今天，左派要求再来一次“文革”。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根据新的史料，华国锋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赞成的，华国锋对于“两个凡是”的态度，到后来有所软化，最强硬的是汪东兴。所以，在第一波里，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华国锋负应有的责任。到现在我个人仍认为，华国锋当时的思想体系还是“两个凡是”。当然，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头功，为人谦虚，宽厚、务实，这是他的成就和长处。第二波、第三波的代表人是邓力群。我看过当时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他是提倡阶级斗争的。第三波以后邓力群身体逐渐不行了，到第四波的时候，代表人物是马宾，还有一个张宏良。现在这个第四波非常强劲，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站等网站，还自己印书提出主张，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再来一次“文革”，用“文革”的方法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张宏良言论非常激进，他说“文革”中的红卫兵好得很，他说中国所有的罪恶都发生在广东，广东的道路就是30多年所走的错误道路的延续。他还批判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否定“文革”。张宏良说，自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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