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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祖父高木繁护先生也曾在这里短期工作过。真是很奇妙的会见啊。当初这间茶室和庭院建造时就参考了他的意见。不过，是不是过于英国化了？”
“不，这里令我感到非常亲切，也很激动，夏洛特夫人。”
寒暄结束，众人纷纷落座。那个脸带笑意的仆人送进了茶水、酒和点心。
荷默教授在茶饮安排停当后，自斟了一杯酒。他呷了一口，开始娓娓道来：
“那么，两位客人，且容我用最简洁的方式道出原委。
“若追溯起源头，还得从坎宁安爵士和里斯·戴维斯说起。众所周知，戴维斯于一八六三年被委派至斯里兰卡海港城市加勒出任法庭推事，在处理一宗诉讼时他偶然发现了作为证据呈上的巴利文手稿，由此引发了学习巴利文以及研究早期佛教的兴趣。在此期间，按照其上司赫丘利斯·罗宾逊的嘱托，他也开始着手在当地展开考古文物发掘，并协助创立了斯里兰卡考古委员会。
“这段时间，戴维斯开始与印度考古调查学会的创办人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这位退役的少将军官，退伍后成为考古学家——频繁通信，后者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志向，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殖民地服务期间，两人很少碰面，直到返回英国后，他们才开始真正深入地交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呼应——戴维斯立志从残存的巴利语佛典来探究原始佛教的教义，另一位则通过考古发掘间接复兴了近代佛教。
“坎宁安爵士主持印度考古调查学会期间，展开了对鹿野苑、摩诃菩提寺、桑吉佛塔和诸多佛教石窟的考古发掘，这些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戴维斯。同时，对佛教的探究也渐渐转变为真挚的信仰，一种与母国的新教传统并生的信仰。
“戴维斯返回英国后，于一八八一年创立巴利圣典会，致力于巴利文佛典的英译以及遗存贝叶经的搜集和保护。诞生于印度的原始佛教，因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官员的译介而获得了广泛传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始不是佛教成为普世化宗教的又一个契机。
“原始佛教专注于人类的有情解脱，以众生平等的慈悲智慧，导引其信徒在当下世界中确立自身的信仰皈依，其本身蕴涵的包容性的和平力量深深吸引了戴维斯。‘在整个佛教史上，佛教徒在许多世纪中长期占有优势，我不知道它有过迫害其他宗教的记载。’戴维斯教授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有过这样的评判。
“他曾试图争取英国当局的财政支持，以进一步在西方世界传播深邃的东方佛法，并试图在雅利安人和印度佛教之间建立某种种族的亲近性。但十九世纪后期的大英帝国，国力开始衰颓，远东地区包括印度在内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此时已无暇他顾。
“慢慢地，在佛教学者之间，在佛教学者与考古学家之间，开始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坎宁安爵士去世前一直运用其影响力，以《皇家亚洲文化协会》杂志的名义，创办了一个跨界的佛教学术团体，成员包括了马克斯•缪勒、戴维斯、缪勒的弟子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美国学者奥尔高特以及鼎力支持圣典会英译三藏出版的斯里兰卡学僧，如创办了印度摩诃菩提协会的达摩波罗、几位当时英国顶尖级的考古学家等。你也可以称之为‘隐修会’。
“这个团体除了赞助巴利文佛典的英译，推动西方各国的佛教学术研究，还致力于在广阔的佛教传播区域内开展实地考察，试图勘察和发掘年代更为久远的佛教历史遗存，寻访那些在偏远地区仍可能信奉原始教义的僧团。他们很少结社聚会，更多地是通过学术通信、《皇家亚洲文化协会》杂志特刊以及单独的考察项目进行，彼此交流新的学术发现，解读辨析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而戴维斯在世时，巴利圣典会一直公开避免直接参与相关的文物考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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