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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子和宋汉城到达曼谷已是晚上六点了。
旅程的十六个小时内，宋汉城一直专注阅读着高木繁护的手稿和中村的笔记。
若要寻找一个恰当比喻的话，早期佛教的教派流变如同两株同根而生的植物般相伴生长，时而分离，时而糅合，在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衍生出了一个最为复杂奇异的教义系统。
从高木繁护和中村的研究来看，隐修派所传承的教义直接源自第一次的窟外结集：佛陀的侍者、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被迦叶排除在初次结集之外的富楼那长老和其他证得阿罗汉果[1]的佛陀亲炙弟子，秘密保留了佛陀教说。相比迦叶窟内结集的正统教义，它们更为纯粹、简洁，并且充满了启示意味。
在窟外结集的佛典中，佛陀并未如后世正统教义所说的对提婆达多加以贬低毁谤。富楼那长老、提婆达多两人见解相近，反对庸俗化的轮回果报说，以免堕入轻忽本世修为的消极观念，同时又提倡谨守适当戒律以避开世俗的染污。释迦牟尼虽不赞同刻意拘泥律条，但也并没有彻底否定通过苦修获得解脱的可能。毕竟，他本人就在菩陀迦耶历经几重苦行而最终获得了觉悟。
在正统部派的演绎下，释迦牟尼为破除种姓樊篱、倡导人性平等而创立，的“十二缘起”的譬喻教说，被简化为替代现实的“轮回果报”，成了党同伐异的一个方便工具。被佛陀赞誉为“说法第一”的富楼那长老被排斥在迦叶结集之外。而提婆达多成了公然与佛陀为敌的邪恶之徒。阿难尊者所传“微细戒可弃”的佛陀遗言也被弃之不顾。微细戒在隐修派佛典中特指那些拘泥陈规而轻忽个人修行的枝节戒律。
由窟外结集肇始，遂起后世众多纷争和分裂。一方面出于对佛陀的景仰，另一方面也为了加强其权威性，正统部派对佛陀进行了神化，在佛典中渐次掺入了许多佛陀的神通传说和轮回本生故事。换言之，今日之流行佛教典籍，是自大迦叶以下的正统派维护自身法统的修正版本。
从佛教后期部派的分裂演变中，似可窥见这个隐修派的踪影。
佛陀入灭后约一百零三年，因为对劝募并接受信众金钱供养产生争议，耶合尊者召集了七百位长老比丘在毘舍离城举行了第二次结集，厘清了“比丘收取金钱”等十件事为“非法非律”的行为（称为“十事非法”），再度确认了佛陀所制定的正法。此后，因为产生了歧见，僧团内部分裂为两支：严谨持戒的上座部和方便随缘的大众部，正统派自身开始了分裂。在这个时间分际点，佛教与世俗权力达成了妥协，个人解脱的真义进一步弱化了。
此后大乘佛教兴起，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世俗化倾向。但大乘学说在其发源时期却大量借用了窟外结集的史实与隐修派教义。在大乘佛典《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中，提婆达多在堕入地狱后，被佛陀接纳成为辟支佛（自觉自证而成佛者），他且对诸比丘言道：
尔时王者，则我身是。时仙人者，今是。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令我具足六波罗蜜，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十力、四无所畏、四摄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
这段经文，以及关于窟外结集很多版本的传闻故事，间接暗示了隐修派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以另一种面貌，顽强而艰难地存在了很多世代。
高木繁护和中村发现的隐修派佛典，与斯里兰卡大寺派（南传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的本母（基本教义）文本非常接近，其中最显著的差异即在是否污名化“外道六师和提婆达多”，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出自佛陀本人的“亲闻教法”。阿难尊者同时出现在迦叶主持的七叶窟结集和窟外结集里，但在迦叶结集的三藏中，阿难成了一个屡次被迦叶训斥和教导的后知后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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