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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南传佛教，在学术界获得了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高木繁护同时也被聘为‘日暹协会’的特别研究员。颁授仪式就在驹泽大学的礼堂举行，对高木先生而言，堪称‘甜蜜的复仇’吧。而此时，日本佛教几大宗派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也纷纷开设了高木繁护先生的讲座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在早期佛教研究方面的三个重要建树：第一个是。早在一八八三年南条文雄出版的英译本《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第二个就是高木繁护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传佛教正朔勘名》；到一九八〇年代，另一位日本学者‘批判佛教派’的中村元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印度佛教研究：附书目注》，这个中村元与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可没有任何连带关系。此书出版后，日本学界对于梵藏文献的重视和比较研究，终于成为一个既定的支柱。这真是很啰嗦的学术史话，两位不会觉得厌倦吧？”
J博士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那感觉就像面对两个学生在当面授课。
此刻，对面的宋汉城和高木直子听得很入神。
“说来有趣，战前一直追随高木繁护的中村增造脱离了早期的学术轨道。战后，他在早稻田和驹泽两所大学的授课工作和学术研究一直不脱离曹洞宗的本门经典。表面看来，原先高木繁护的研究又沉寂了下来。在我担任中村增造助手的那几年里，他几乎是以一种严谨到刻板的态度，要求所有的弟子严守门规。我们当时的见解当然还处在一种相当粗陋浅薄的阶段，没有力量反叛，也不能不遵从导师引导的方向。
“让我现在想起来仍觉有趣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中村佑行那时已从早稻田毕业，他继承父亲的职业，希望进驹泽大学学部担任助教。虽然我和他年岁相差近二十岁，我们却极其投缘。中村增造是反对儿子走自己的老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儿子的学术志向似有存疑。那天，中村佑行来我家，就是为了避免他父亲的阻碍，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举荐。
“我当然希望他先去自己父亲那里说明情况，如此暗中行事，老先生会很生气的啊。于是，我生拉硬拽地将中村佑行拉到了他父亲的办公室。两个人竟都默不做声，这场面真是让我为难，我只得勉为其难地代中村佑行说出了他的想法。
“中村增造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其实，他早就知道儿子的志向，也很了解他的脾性。两个人之间的冷战，因为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就这样开始了。
“最后的妥协结果，让我很感意外。中村增造教授提出了一个古怪要求：他找出了高木繁护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那本《南传佛教正朔勘名》，然后交到了儿子手里。你们猜他都说了此什么？”
直子和宋汉城示意J博士继续往下说。
“他要儿子带着这本书，自己找个不知名的寺庙持戒修行三年。三年后，中村佑行回这里时，如果能在默默修行中有所觉悟，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就将提前退休，举荐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这个终身教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挑战书啊。两个人就这样打了个赌，而我充当了居间证人，三人当下就抓起纸笔，立下了契书。中村拿着自己那份，恭敬地放在地上，跪伏在地，叩首三下，然后就退了出去。他找了老家鹿儿岛的一座几近荒废的寺庙落脚，一年中消息全无。在他修行的第二年，等我某次路过鹿儿岛，顺路去访问他时，庙里的主持却告诉我中村已不知所终。据他转述说，中村佑行某天突然告知他要出门远游，就这样辞别了鹿儿岛。
“下面发生的事，更让人奇怪。三个月后，中村意外地又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带了一个年轻姑娘过来，突兀地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并请我担任他的证婚人。原来，从鹿儿岛出走后，他返回了东京，竟然找到东京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那位年轻姑娘是他大学的同学，后来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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