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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在东京，原本是想利用几个月的时间作一下日本妇女情况的调查，后来却发生了政变，原因竟是由电视起的。
那天早饭时，我打开电视，恰逢访日寻亲团的孤儿们与观众见面。无疑，妇女们的面容都做了修饰，衣着也较在国内讲究。然而我仍从他们身上辨不出丝毫日本人的痕迹。他们虽没有日本人的西风度与气质，却是经国内公安部门和日本厚生省反复确认了身份的地地道道不掺假的日本人。这些在中国长大，完全中国化了的，不会讲祖国语言的日本人正操着清一色的东北口音通过电视屏幕与日本观众进行交流，那位日本女翻译不能说工作不尽心，也只能译出大概意思，译不出他们的情感。我扭开电视的时候，一位长春妇女正发表讲话：“……父母亲不认我也没关系，我只求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家乡在哪儿。自己要活得清楚明白，也给子女们有个。交待……”
屏幕上的她在流泪，我的心里也满是酸涩。她在我的心中仍旧是中国人，普普通通的跟我一样的中国妇女。作为女儿。也作为母亲，我理解她的心。
我决定去采访他们。
他们住在何处，如何联系，我茫然不知，无从下手。日子一天天流逝，心内如焚。
我给日中友协的八木庄司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
八木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国内不少杂志介绍过他，叶圣陶先生，溥杰先生也都与他有交往，实在的，给他打电话我确实不敢太抱奢望，老头毕竟有老头的诸多事务，再说也上了年纪。
第二天一早，八木先生便提着一大口袋资料来到了我的住址，不单访日寻亲团的住地搞清了，连日程安排，电话号码也问得一清二楚。为了这些材料，他整整干了一宿。
望着老先生略带倦意的面容，我心里一阵发热，看来无论如何是得干下去了，否则对不住他的一番心意。
访日寻亲团第二天要去京都和奈良，能给我提供采访的机会只有一天。走正式渠道采访要通过厚生省办理各样手序，在这里我的身份是外国人。时间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恰巧，吉冈喜美子夫人也要去那里，我便与她结伴同去了代代木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代表团的驻地。
登记、接洽全由吉冈出面，有她在前面抵挡省了我不少麻烦。我隐去了中国记者身份，与普通日本人一起混入大厅。有人把我当作会讲漂亮汉语的中国通，一位团员说我的汉语讲得比他们省的电视台播音员还标准，我笑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在大厅里见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了老李、老郑、老靳等人，谈得很投机。一个小媳妇悲伤地告诉我，她这回是白来了，没人认她，她的父母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我深表同情，认真记录了她的情况，说一定替她留心寻找。小媳妇挺感激，偷偷问我能不能出去替她买台免税的“卡农”照相机。我这人脸热，心里虽不快但一想人家正在寻亲不遇的痛苦之中便答应了，中途搁下采访而直奔了新宿。加到代代木时天已全黑，小媳妇正在餐厅里吃饭，我跟吉冈在外头等。其间碰到与小媳妇来自同一地区的伙伴，说小媳妇的日本妈妈早已找到，已到中国的家中去过数次了，表面上彼此却以朋友相称。我大惊，问为何？对方说，认了就得她妈掏访日路费，化验费，没几十万下不来。她又不打算来日本定居，何苦？
我有些恼，吉冈也闷着头不痛快。倒好，谁也甭怨谁。狡猾的中国人。
狡猾的日本人。
小媳妇就是后面提到的李秀兰。与她同来和郑丽荣倒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采访她时，她说第二天父亲要来认亲，她紧张得不得了。我回国以后，她从东北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让我在日本的亲属继续帮她打问，又告诉我，来认亲的那位经验证不是“父亲”。她向我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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