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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乘新干线火车去京都参观。
车厢里，李养顺正大谈认亲经过，几个日本人也伸着脖子听，当然听不懂，但李养顺流利的不打磕绊的北京话再加上那张生动的脸在外国人眼中决不亚于一场精彩的独角戏。
李养顺一条腿跪在椅子上，脸朝后，半个身子倚在椅子背上，谈兴正浓……那个老头说是我叔，我说有证据吗？平白无故冒充人家长辈可不成，这对中国人尤其犯忌。老头说我手里那本花花书就是谈据，那是昭和五年的小学课本，课本的主人就是他中野胜治，那时候他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他说他哥哥也就是我父亲到中国的时候怕孩子将来上不了日本学校，就把书带上了。他还说，他把书里的桃太郎用墨笔画了两道当时流兴的仁丹胡，让那只长鼻子光脑袋的天狗梳起了女人发髻。我一翻，丫挺的真有，就赶紧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你小子不问问你父母是不是活着，身体是不是健康却先问是干什么的，什么意思？太不孝顺啦。我说叔您不知道，“文革”时候为了闹清生我这个爸是不是鸠山，我受了多大委屈哪！心一酸，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开始还憋着，不敢大流，后来一想，反正他是我叔，也不会笑话我，就痛痛快快地哭吧。为我这句话，翻译足说了半个多钟头，先解释什么是“文化革命”，再解释样板戏，又说明白《红灯记》里的鸠山是怎样一个角色。我叔一听，当时就气了，说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是中国人崇敬的“老革命”。是反战同盟会成员，在八路军里一直干到抗战胜利，1949年回国，1371年得高血压去世。我说叔我明白了，回去谁再说我爸是鸠山我就说《红灯记》得重写，鸠山也投奔了八路不是。1949年他要是不回日本现在还能享受离休待遇，我也成了革干、革军的后代不是？整我那些丫挺的，他们的爸爸是不是王连举还得另说着呢。我在日本还有个弟弟叫次郎，我妈也活着。我叔说，每批孤儿在电视上露面他都看，不但看还录像。他发过誓，非得把中野家的大儿子找回来不成。
有人问他见没见着老太太。李养顺说没有，老人家身体不好，在没有最后确认之前不要给她过多刺激。“反正彼此都抽血化了验。复杂极了，查血型，查唾液，查指纹，连耳朵眼鼻子眼儿也都给照了光，挺复杂呢。光费用就得20万块，政府出13万，中野家掏7万。化验结果得些日子出来，厚生省验准了就下确认书，在科学面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大家听了都挺羡慕。
李秀兰不以为然地对郑丽荣说：“看张狂的，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郑丽荣问为什么，李秀兰说：“他们家还有个次郎哪！日夺实行长子继承法，这个家里有争的呢。”说着小声神秘地朝她眨眨眼。“其实我的母亲也找到了呢。”
“真的？”郑丽荣惊喜地问，“什么时候确认的？”
“早了，两年前。”
“那你怎么还在电视台上找妈？”
“我这叫明寻暗认。”
“干嘛暗认？”
“明着认了不是还得出7万块嘛，往返的路费也全由血亲摊着，这一大笔开销不是个小数目，日本人也不都是有钱的阔佬。”李秀兰说反正她也不打算来日本定居，她在国内一大家子人，丈夫挣得也不少，工作也可心，到日本来怕没这么好的条件了。她的日本妈和她一个表姐一块儿生活，表姐是家庭妇女，表姐夫在炼钢厂当工人，生活不富裕。母女俩是凭一个商人联系上的，这边瞒着政府那边瞒着表姐，否则自己的妈住在表亲家是怎么档子事呢？这次她来日本寻亲，母女只以朋友相见，在没人处才敢抱头痛哭。
郑丽荣猛地想起什么，说：“是那天在大厅里找你的那个穿连衣裙的老太太吧？”
“嚷什么？小声点儿。”李秀兰看了看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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