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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沼泽地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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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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