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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且价高于荤味。稍逊于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层干部”，即一些“职事”僧，他们每顿四菜一汤，每五天吃一次面条，平时中午与清众同饭菜，下午则一律吃白米饭。一般清众每日两干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粮，隔天吃一次白米饭，初一、十五吃馒头，副食是大锅菜和咸菜。
当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庙奉为上宾，他们一入庙，全寺上下都得跟着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顾不得什么禁例了。大居士郑文轩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烟不可。一次，厨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郑太太大为不满，临走放话：“以后再也不到拈花寺来了。”就因为这句话，全寺僧众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训。
李叔同出家数年后，一次，他在浙江师范教过的学生李鸿梁去庙里拜访。弘一法师说：你来得很巧，今天寺里吃“罗汉菜”，你在这里吃中饭。开饭时，李见桌子上摆着六碗菜，弘一法师换上破衣，指着桌上两碗同样的菜对李说：“这就是罗汉菜。”又说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样的菜，是他特地告诉厨房临时添的，可知僧众平时午饭只有一种菜。所谓罗汉菜，是蚕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点盐的一种什锦菜，各种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师大概偏好这一口，那天就着罗汉菜吃了三碗饭。
印光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前辈，他自甘清苦的饮食风格，与弘一类似。印光是陕西人，喜吃馒头，每顿饭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馒头将菜碗擦干净吃掉，或用开水冲菜底当汤喝。他一生云游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时，一位姓关的居士请他去吃斋，他谢绝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装馒头一盒，豆腐渣一碗，关居士照办，他才答应。更有甚者，他云游至苏州报国寺时，有一次因菜里所用酱油稍好，把寺里的明道法师训了一顿。
修女刘淑静说，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饭、花卷为主，有时吃窝头，咸菜多半是腌萝卜，仅午饭有炒菜。院长则可以吃到白馍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对于一般修女来说，此规矩形同虚设，因为她们一年到头极少能吃到肉。
民国初年，蒙古吐鲁谷特亲王从新疆到北京面见大总统袁世凯。途经甘州时，去拜访正住在那里的载漪。次日，载漪宴请亲王父女。吐鲁谷特亲王的女儿当时大约十四五岁，举止安详端庄，甚招载漪喜欢。载漪问她爱吃什么，自己有好厨子给她做，一连数问。亲王的女儿答：喜欢吃羊肉下挂面。
徐亚伦常年在天津行医，一度是袁世凯家的常任医生。1923年夏，袁的孙女袁家红患病，徐去出诊。袁家留他晚饭，当时徐父病逝未及百日，按其南方乡俗要吃一百天素，他便说明情况。孩子的奶奶吴氏说：“这好办，就给你做几样素的。”后来上了六个菜——素什锦、炸豆腐皮、鸽子蛋、炸虾仁、红烧鲤鱼、银耳汤。徐起初对鱼虾不动筷子，吴氏见状笑道：“放心吃吧，全是素的。”徐颇感惊讶，临时留一个医生吃顿便饭，立马就能做出一席可口的素肴。袁世凯已死去七八年，他家做素食的厨师却不是“吃素的”。
孙丹林曾是吴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运动后，一次孙到北京，住金台旅馆。某日上午和白坚武同游颐和园后，到李大钊在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钊此时已是北大教授、社会名流。这顿饭很简单，李大钊外出买了几个鸡蛋、一片肉和一撮豆芽，由其夫人烹饪。孙后来感叹说：“此君自奉之俭和待客之诚，大有茅容待郭林宗之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有回忆记述，蒋介石平时吃西餐时是三菜一汤，吃中餐时是六菜一汤，这都是固定的。如外出视察，他的食品都在南京预备好，由两名厨师乘先行机带到某地准备其用餐，蒋从不吃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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