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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我不当超轶过甚……”
刘半农有两个女儿生在伦敦，故一个叫刘伦，一个叫刘敦。回国后都在孔德学校读书。每天早晨，两个女孩同乘一辆包车上学。起初两个孩子是并坐，后改成一个朝后跪着，一个朝前坐着，再后来改为两人叠坐着。很多北大学生每天都和姊妹俩相遇，都能看到她俩天真的笑容。
上世纪30年代有段时间，张中行经常和二三同好骑车到玉泉山郊游。他对这种例行的休闲活动有如下记述：“出西直门，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里到海淀镇。进东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买烧饼、酱牛肉、花生米，最后买酒。卖莲花白酒的是仁和号，在近北口路东，两间门面，靠南一间开门，柜台上有酒坛，卖酒。我们酒量都不大，只买半斤。到玉泉山，总是在西部山下树林的草地上野餐。莲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种有香味的中草药蒸馏而成，味纯厚而幽香，当时觉得，在自己喝过的多种酒中，它应该排在第一位。”
张中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香河农村，他叔叔家养着一头“识途”的黄牛。张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时几个孩子去看姑姑，就让这头牛拉车出征。孩子坐上去后，大人牵着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车上东张西望、打打闹闹，或下车掐一把花草再上来，十步八步就能赶上，牛一直把车拉到姑姑家门口才站住。午饭后回来，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时牛把车拉到本村家门口停下来，他们还不醒。
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西滢说：“（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现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上世纪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学，家在苏州，因而经常往返于沪宁线上的常州与苏州之间。他后来回忆：“常州到苏州很方便，那个时候来回火车票是一本一本买的，一本10张，撕一张给检票员就可以上火车了。”
北平时期，从城里出西直门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游，有两条路可走。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里有如此记述：“一条出西直门笔直往西，经过万牲园（后改动物园）路口再往西转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条出西直门走关厢不远就拐弯往北，进入关厢北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到了高梁桥了。一到高梁桥，风景便豁然开朗，南北的大石桥，桥北是开阔的北方田野，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流水，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来，流向德胜门水关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万寿山色调深浅、层次分明，可以说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条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包车。这10万辆车，车况和车夫是参差不齐的。最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可达100块银元。车夫则各取所需。康有为的女婿罗昌当年七十多岁，他的车夫也已五六十岁。老车夫每天拉着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门去北师大上课。据说这种念旧也是一种“京味”。
溥仪没出宫时，为学自行车，把宫里许多门槛都锯了。有一次他骑车乱转，被一个在宫里装电灯的看见了，连忙下跪向他讨封，溥仪笑道：“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这是北京当年桥头行乞者的诨名。有人据此认为：溥仪小时候够坏的，属于“阴坏”一类。
李四光从美国回来后，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曾被鲁迅撰文讥讽。
1928年首都南迁后，阔人们各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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