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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但冰心1992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
胡风说：“有一次鲁迅感慨地说：茅盾喜欢说‘阔气话’。这是他和茅盾相交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论。”
1927年6月，鲁迅在提及蔡元培时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有时也不免让胡适的圈子之外的一些人心生妒嫉，梁宗岱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
1926年11月，罗振玉致函王国维：“弟、公垂交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致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翁文灏与李四光不和，丁文江活着的时候，曾试图调解两人关系，但翁不接受调解。
顾颉刚和颜文樑是发小。两人原本关系甚密，某日不知为什么闹翻，打了起来。顾颉刚一急之下，抓着颜的手腕就来了一口。多年后，颜向郑逸梅示以伤疤，郑说：“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1923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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