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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姚雪垠曾四度“北漂”，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第二次来北平时，已入冬季，他住在沙滩一带的蓬莱公寓，因为坐不起黄包车，每天步行到文津阁北京图书馆看书，早出晚归。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晚上9时以后，从文津街到沙滩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我回来时走到金鰲玉桥上，凭着汉白玉栏杆停留一阵。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灯火稀疏，偶有微风吹过，看石桥附近的片片枯荷飒飒作声。”
1923年，臧克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当届新生都住济南郊区的“北园”，这与今天一些学校近似。北园处处流水，满眼稻田。秋末，荷枯时，把水放走，一派野趣，虽不乏苍凉感，意境却很生动。闲暇时臧克家常邀同学李广田、邓广铭等外出，迎着秋色，在铁道上用双脚走单轨，一直走到黄台车站。
第二年搬到校本部后，臧克家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结为一个小集团。一个初秋的黄昏，他们带着一瓶酒来到大明湖畔，跳上一条船，让撑船的划到幽静处。臧克家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境：“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这时，我们心情自由舒畅，好似置身自己的天地。”
缘缘堂被战火摧毁后，丰子恺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追记和怀念它，把缘缘堂春夏秋冬的意趣揭了个底儿掉。例如夏天，“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再例如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
李宗仁长年戎马军中，不知“避暑”为何味。他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驻屯河南老河口。1942年夏天，酷热难当，白天树叶能被晒得卷了起来。有人建议他到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海山避暑。李初无此意，后因实在太热，众人力劝，战事又相对稳定，就去海山住了几天。山上原有外国传教士建的十余幢洋房，此时主人都已避战回国，李宗仁一行权充游客住了进去。他们的汽车开到海山脚下，坐滑竿上山时已觉清风徐来，“山上林荫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这一年，李宗仁52岁。
1949年4月22日傍晚，李宗仁到杭州面见蒋介石后回到南京。此时，南京四郊已炮声隆隆，市区一片凄凉。中山路、太平路等繁华地带的店铺全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这是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夜，李宗仁虽“解衣而卧”，但“辗转反侧，未能入寐”。第二天，他匆匆登机离去。当日，南京解放。
1934年秋，舒新城偕妻子出游苏州青阳港，当夜两人荡舟河上，一切静止，唯有他们的桨声和偶然过往的火车声打破天人之间的沉寂。舒写道：“桨声如诉，车声如吼，有如天籁，而饭店路灯之倒映在水中则有如星斗。我们在一叶扁舟之中，占有了全宇宙，少年心情陡然增长，乃放乎中流，引吭高歌。”
张恨水在南京时，冬天常独自坐公共汽车出城，到江边散步。喝过一阵西北风后，再找一家江边的茶馆喝茶，泡一壶毛尖，来一碗干丝，摆上两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东西两头水天一色，北风吹着浪，一个个地掀起白头的浪花，却也眼界空阔得很。”
1929年初，钟敬文与友人同游西湖，被“冷趣”所吸引，大发感慨说：“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纷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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