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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我的礼尚往来竟然引发了他的怒火。我有些胆怯地说：“你也在我的剧本上写了评语。”
“他妈的，”他叫了起来，“你是谁？我是谁？”
确实如此，他是名流，我是无名小卒。他看到我评语的最后一句批评的话，暴跳如雷了，他抬腿踢了我一脚，吼叫道：
“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敢说我的剧情不够紧凑。”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提醒他，我的评语里还有恭维之词。他低下头，读到了我对地主独白的吹捧，他的怒火明显小了下去，他在椅子里坐了下来，让我也坐下。他认真将我的评语让完后，似乎平静下来了，他开始抱怨，说我用红笔写了评语后，他就不能将这个剧本再给别人读了。我建议他将最后一页撕掉，将剧本 的结尾重新抄写在稿纸上。我接着表示愿意替他抄写最后一页上的结尾，他摆摆手说：
“算啦，我自己抄写。”
然后他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他神秘地告诉我，县文化馆两个创作干部读完了他的剧本，好评如潮。我心想，两个人怎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不过我脸上装出了欣喜的表情，他继续神秘地说，现在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正在审读剧本，一旦获得通过，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将排练这个话剧，在县剧院演出五场后，就会送到省城去参加群众文艺会演的比赛。
这位小镇名流的得意之情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开始其倒霉的生涯了。当时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一个大老粗，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他读了剧本里地主独白的那几个段落之后，断然认定这位小缜名流是一个准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工宣队长把地主的心理独白当成他的心理独白了。
我这位同学的大哥十分委屈，他向工宣队长解释，那些心理独白是地主的，不是他的。工宣队长用手拍打厚厚的剧本，问他：
“这个地主心里想的那些字是不是都是你写出来的？”“是我写的，”他继续解释，“可是……”
“你这么写，就是你心里这么想。”工宣队长打断他的话，不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这位小缜名流在一夜之间，从红笔杆子变成了黑笔杆子。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分，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操场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木牌，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
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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