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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仲夏，就在我离家（后来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去芝加哥大学登记第一年入学前几天，我登上火车去苏塞克斯镇乡间与艾拉过一周，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伊夫和西尔菲德在法国看望西尔菲德的父亲——而我自己的父亲头一回要在准许我去之前见一见艾拉。那第二个夏天，我到晚了，从那个乡间车站再开车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弯弯曲曲穿过窄窄的后巷和成群的奶牛，开四个小时。车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兰车里等我。
坐在他身边前排座里的是一位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绍说是帕恩太太。那天她从纽约来治疗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去。她带着一张折叠桌，我记得是她自己从行李箱里抬出来的。我就记得这些——她抬桌子的力气，她穿着白色外衣，白袜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是“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气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几乎就没注意她。她钻出车，拖着她的桌子，穿过去走到将载她到纽瓦克的那道铁轨边，自此，我再没见过这女人。那时我十七岁。在我看来她就是年纪大了，很卫生，没什么重要的。
6月，一张列有151名被怀疑与“共产运动”有关的广播电视界人士名单出现在一本叫做《红色路线》的刊物上，开始一轮对职员的解雇，引起广播界的普遍恐慌。不过，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上面也没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关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于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是伊夫·弗雷姆的丈夫，因为伊夫自己受着《红色路线》主办人的告密者布赖登·格兰特保护，从而免受了她作为像艾拉这样知名的人的妻子应受的嫌疑。毕竟，伊夫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过政治集会，在那时，这会让人质疑她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指称人为“运动人士”让他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夫·弗雷姆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证据，在根本认错人的情况下，就压根不需要证据了。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伊夫在导致艾拉陷入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大约五十年以后，默里在我家里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当时我对他们为何没有找上艾拉的解释是他们怕他，怕他会挑起斗争，怕他身上在那时的我看来的不可摧毁性。我以为，《红色路线》的编辑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会单枪匹马打垮他们。艾拉在我们第一顿晚餐上告诉我《红色路线》的事时，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生出浪漫的念头，想象着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个那种泽西州乡镇的艰苦训练营，过去重量级拳击手常在大赛前去那里练上几个月，这里的重量级选手就是艾拉了。
“至于我的职业该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标准就要由联邦调查局的三名警察来制订了。三位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内森，就是他们操纵了这场《红色路线》行动。广播界该雇谁不该雇谁要由这几位喜爱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家伙来决定。你会看到在这派胡言面前老板们是如何勇敢了。看着利益系统如何应对压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式程序——都见鬼去吧。人要被毁了，伙计。失去的不是生计，而是生机。人会死去。他们会生病死亡，他们会跳楼死亡。这一切结束之时，名单上挂了名的人最终会入集中营，全是由于麦卡伦先生亲爱的国内安全法案。如果我们和苏联作战——这个国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战争——麦卡伦会亲手把我们都关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
这个名单没让艾拉就此闭口不言，也没让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四处寻求庇护。名单出版后仅一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拉在写给老《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挑战性地署名为来自《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公开表示反对他所说的杜鲁门决意将极小的冲突转变成的资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后的摊牌，如此则“疯狂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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