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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起时，默里也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剥去了他的意义。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对细节所知甚少。因为我在1954年大学毕业以后也开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纽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开始。开头，我们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将尽，我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共进晚餐，此时，他才仿佛与我有了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若接下来坦率地谈谈他的弟弟也无什么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兰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为老年人开设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课程。九十岁的默里报名作学生，上一门名为“莎士比亚在千禧年”的课程。我就是这样在他抵达的星期日那天在镇上碰到了他，我没认出他，幸好他把我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夜晚。就这样，过往此次重现，寄身于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干即是在于从不为自己的不幸盘桓多想一分一秒，并且除了正经的话题，仍不愿将时间虚掷在空谈上面。无论时光将他昔日运动员般的体格吞噬得如何一干二净，他的个性却仍因了一股鲜明的执拗劲而保持着饱满。看着默里用他那无遮无拦认真严谨的语调谈着，我想，这就是了——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机上播出将艾拉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后大约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员会从教职上辞退下来，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经过纽瓦克作四天听证时拒绝合作。后来他复职了，但是历经了六年的诉讼，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获得复职，归还欠薪，扣去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说，微笑着，“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然后再给他们收拾干净。给他们收拾整所房子。就这么把东西卖掉的。我那时候把新泽西大半的房子清扫过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颇多的生意，把吸尘器卖给很多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医院的实验室。干验血的工作。最后管理实验室。那时候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还不分家，多丽丝全都干：抽血，做抹片。用显微镜，很有耐心，很仔细。受过专门的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确，知识丰富。她常从我们街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穿过马路回到家，穿着实验服做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把色拉酱盛在实验室用的烧瓶里。爱伦美氏瓶。我们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的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我们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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