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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离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们的官员在石头上勇敢地篆刻着，但皇朝的寿命只余三十五年，直到时间的流水将其永远淹没。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关注着长江，每天测量水位。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想江水上涨，因为当江水漫过镌刻的铭文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的政府办公室了。对他们来说，这些石头鲤鱼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长江上。
在某个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铭文的作者，都是为了种种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员。这种地方算是个不错的惩罚——一个孤单的江城，远离帝国的中央，在这里，通讯中断，文明溜走。一个铭文错误地以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名义所作。关于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到长江这里，当地官员不晓得他们已在一个新的统治者之下了。
虽然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结束，石梁却证明了一些别的追求可在此繁荣，发展。诗歌和书法乃是孤独流放中的传统消遣，而许多当地官员留下的铭文都是美的杰作。朝着西端的位置，四个大字风格独特：“大江永年”。这刻文的具体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国民党的年代的某个时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书法中独特的笔划属于狂草风格。最后那个年字，一条长直的线拖下，仿佛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许石梁最著名的书法乃是唐鲤鱼上方不到二十英尺处的四个大字。这些字一个个攀上，其风格乃是行书。在铭文之间，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谢斌，是涪陵地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他的技艺替他赢得了“圣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这些字，那是在清朝，这风雅的镌刻唤起了记忆，在一个世纪前，当这里的柱子稳稳拿住时，中国却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鸦片战争打了，输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代价高昂。欧洲的强权控制了中国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于海军现代化的钱被移作为慈禧造新的宫殿。十三年后，日本入侵了朝鲜，把朝鲜半岛和满洲南部都夺了去。但白鹤梁还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圣手留下了他优美的笔迹。
一艘俄国造的水翼船经过了石头的背面，朝重庆而去。船身带动了水位上移，浸没了石梁的低处。游客们赶紧往高处躲避，笑着，而白色的浪花击打着铭文和鲤鱼。然后浪花消失了，铭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远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