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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去世前后,韩愈在经历仕途的颠簸。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奏章是大臣与国家最高权力对话的一个特殊管道,不但是政治家实现政见和政治博弈的工具,更是需要有效运用的谈话策略。《论佛骨表》虽然是一篇能反映韩愈独特论述风格的文章,但却是一篇失败的谏书范例。
这是一次失败的对话。韩愈在劝诫时未能成功预设对方角色身份,在“表达—接受”互动过程中缺少共同点,给人以“事佛年促”语义暗示,触怒了宪宗,导致对话的失败。
成功达成对话目的,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目标受众,预设的接受者是怎样的特定对象,考虑接受对象的角色身份、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
在对话的一开始,韩愈便以强势姿态开场,先举正反两方面材料,力图揭示佛法之不足信,并列举了佛教未入中国之前,自黄帝至周穆王十几位古代君主皆寿考恒久而国祚绵长,而一旦佛教流入中土,则乱亡相继“年代尤促”。气壮言疾,殊失人臣之礼,更不要说作为论据的例子并无确凿史实根据。特别是梁武帝的例子,更有暗指宪宗“事佛年促”的潜台词效果,韩愈的目的在于说明事佛误国,却使话题朝着议论君主执政和寿命长短的方向进行,偏离双方的共同点。未能正确预设对方角色身份,这是韩愈犯的第一个错误。
宪宗二年曾下诏书,有“天下百姓,或冒为僧道士,苟避摇役,有司宜备为科制,修例闻奏”之语,原意只是不许百姓冒充僧道,并非反对佛法。韩愈却故意借题发挥,牵强附会,意在攻讦宪宗自食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虽在对话中很有气势,但过于强势,剥尽宪宗颜面,借由“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何更惜身命”的递进句式反问,总结奉佛“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这样过于严厉的语气似乎也不符合臣子的对话身份。韩愈曾作《师说》,也以好为人师而着称。韩愈上谏的话语也颇有几分以人师自居的味道,用错了劝诫身份,这是第二个错误。
在对话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对话所用的句式、语气等,韩愈相当频繁地用到了反问句,这样过于激烈的对话方式和上引祖训,下援诏书,实质上指斥宪宗违逆祖宗的反诘,无异于进一步封杀了对话空间。
果然,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对皇帝的“大不敬”属于“十恶”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恶不赦”,应处以死刑。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
后来,宪宗稍微冷静了些,便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
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潮州属岭南道,濒南海,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一个阴冷晦暗的冬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蹒跚着走出长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
走到蓝田关口时,韩愈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韩湘跟了上来。
韩愈心情复杂,写下了后世知名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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