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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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