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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提出这一点是基于大唐帝国在此之前很多年四处征战，有很多都属于穷兵黩武式的征伐，最终导致无功而返，姚崇针对李隆基的追求，认为要想继续缔造盛世的局面，必须至少在十年内不求边功，其实等于是不再对外进行领土扩张。
基于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在姚崇当政的四年中，严禁那些边境的守将主动寻衅滋事。因为武将不同于文官，要想升官发财，必须通过创建军功来实现，现在禁令一出，如果你为了创建军功主动寻衅滋事，那等于是触犯了法律。所以时间一长守将们也就不愿意做这有风险的事。
但有一点请注意，对于外来的侵略，守将们绝不能有所怠慢，如果到那个时候出工不出力，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事实上，姚崇提出的“不求边功”，在他当政的时期，基本是以约束边臣来实现的。
前边我们说过，宋璟担任宰相后，依然奉行和延续姚崇的治国方略，《资治通鉴》上就记载说，宋璟因为李隆基喜欢创建武功的原因，怕那些好战的边臣们心生侥幸的念头，进而会在边境上寻衅滋事，所以故意压低了对郝灵荃的赏赐。
不可否认，在对待边臣的问题上，姚崇和宋璟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既然边臣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得到对应的赏赐才是，而宋璟恰恰违背了常理，这让当时很多人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宋璟除了奉行姚崇的治国方略之外，在对待边臣立功的问题上，他有着自己预见性的策略。
那就是采取不赏边臣的方法，来抑制边臣们的野心和权力！
在我看来，导致宋璟产生这种想法的，是因为他准确的预测到了一些事情的走向。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一个新兴的官职说起。
这个官职的名字叫节度使。
景云元年（710年），李旦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从而开始有了节度使官职的雏形。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节度使是武官，最初主管大唐帝国的边境防务工作。当时朝廷之所以设置这么个官职，主要是因为大唐帝国在高宗李治时期疆域达到极致后，在边境上的屯军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那些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
事实上早在仪凤三年（678年），大将刘审礼远征吐蕃，兵败身亡损失掺重。从此时开始朝廷才意识到运转巨大的战争机器是有风险的，到了武则天时期，狄仁杰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的策略。
应该说景云二年节度使的出现意味着大唐帝国的边疆形式已经变成由攻转守。
节度使作为边境的最高军事长官，仅仅负责军事事务，对于当地的财政、民政是无权过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开元后期乃至天宝年间，大唐帝国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南方的剑南、岭南共为10个节度使区，并且节度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逐渐增大，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最终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这就形成了一种大唐帝国特有的畸形局面：外重内轻。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宋璟当时之所以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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