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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写完了那篇《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最佳的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枉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
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其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其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其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对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作“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对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我也想起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质上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胡适的这个主张被认为是反动那是当然的，因为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当时的政府而不利于当时一心想革命造反的共产党和人民。
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呢？这事就得另说了：革命成功了，您还是整天讲主义，整天讲为标签而不是为实际，为“社会主义的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苗”而大动干戈，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恐怕就要自乱阵脚。主义与问题本来也是分不开的，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根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对于革命政党和人民来说这就是政权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各种实际问题就有了好好解决的条件了：只要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自己掌权，而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夺取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把目光放到多研究些问题上来。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能更好更多地解决问题，能满足人民的实际利益要求。
最终，人民是务实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一个主义，并不在于这种旗帜本身，并不在于某种学说的论断、逻辑与文采，而在于这种主义和标榜这种主义的政权是不是能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切身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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