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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刚刚举家从新疆迁移回北京，临时住的地点离故宫护城河很近，晚饭后我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垂柳、角楼、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公园后门，种种亲切和美丽使我陶醉感叹。
我几次看到四个（也许是三个？已经到了再不敢吹“记忆力”的年龄了）青年弹着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觉得惊讶、羡慕、疑惑，甚至有点紧张。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头弹那个资产阶级——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乐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个人一起弹吉他，不是有点闲荡，有点不务正业吗？三四个人算不算聚众呢？惹得许多行人、骑自行车者停下来看，多出风头，多不好意思！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呢，他们却吃饱了撑得弹上吉他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北京啊！他们是不是有点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给他们一点劝告乃至监视呢？
我是带着一种陌生感，一种不安，一种窃窃的喜悦来看这四个人的。觉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礼貌，每次看上几眼便迈步走过去。却也想，“四人帮”毕竟是倒台了呵。
一晃，时已八年。弹吉他的年轻人，你们过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经是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一片将死未死的萧条景象。这时，在我居住的一条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挎着篮子卖杂货的老头（依我当时的年龄和眼光认为的老头，也许他不过才四十岁）。老头用洪亮而又甜美，应该说是软软的、嗲嗲的声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腌鸡子！”
除了炸花生米与煮好的咸鸡蛋，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他见了谁都笑容可掬，见了小孩子马上用讲故事的声调说：“跟妈妈要点钱，买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来了，买了花生米。他给花生米应该说是相当“抠门儿”的，但态度实在和气。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给得少，他就会慈祥地说：“小少爷！您看我这花生米多干净！多油分！多个儿大！”确实，不论花生米还是鸡蛋，都干净极了。
一个月以后，老头从挎篮子变成了挑挑子，花生米从油炸发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鸡蛋从老腌发展到既有咸蛋又有茶蛋，还增加了瓜子、绿豆糕和炸油饼。
两个多月以后，他改成了推车，一辆崭新的售货车，以熟食为主，兼营白干酒。他仍然那样款款地、无腔无调却又多情地吆喝着：“花生米！老腌鸡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的小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儿来，称得上是婉转入云。他的吆喝只是大声说话罢了。他有很好的音量与音色，只是没有旋律，“无调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个字足以使每个酒徒泪下，传达出了生活的艰难、酒的苦辣温馨、小贩的效劳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觉得他走得辛苦、卖得辛苦。如果你在这样美丽的笑容与动情的吆喝声中扬长而过，无动于衷，那简直是铁石心肠，罪过！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开起了一座两间门脸的小铺，俨然食品杂货店的掌柜了。
以后我就顾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后期，我去这个小铺子买过一次东西。已经公私合营了，他穿着干部服，胖得出奇，没有吆喝，只有习惯性的微笑。
不久便听说他已病逝。
我始终觉得他的小小的发家史是一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三
五十年代，我有几次机会去山西太原。在规整美丽的海子边公园附近，我吃过几次刀削面。很大的一个饭馆，从来都坐得满满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驰名的，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专卖面的馆子了，不知道是由于人们的口味与“消费档次”已经提高还是由于利润指标的提高。反正那个时候，海子边公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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