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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政治和那些发布政策的人。在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很少有哪个独裁者、国王、苏丹是苏兹贝格没见过和采访过的——在他的要求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后来把这些照片装进镜框里，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办公室。
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致全体人员：
死亡带走了组织里一位宝贵的成员，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埃德温·詹姆斯的离去就是这样，但这个机构必须继续下去，为此我今天任命特纳·卡特利奇担任《纽约时报》主编……
卡特利奇尽可能平稳地开始了他的把新闻部门集中化、为他的阵营增加友好力量的运动。他一开始任命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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