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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注：普韦布洛号（Pueblo），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鲜东岸海域进行谍报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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