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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注：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颁发给为该州做出贡献的个人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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