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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知道必须采取点激进的行动来对付纽约本部人员的懒散。但当西奥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议让A.M.罗森塔尔替换纽约城市版主任的职务时，卡特利奇却犹豫了。1962年，罗森塔尔当时是《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罗森塔尔39岁，没有一点儿当编辑的经验，差不多近十年没有在纽约生活了，也许会因为害怕承担管理纽约队伍并努力改造他们的繁重任务。卡特利奇还怀疑，这位记者也许会因为怕失去《纽约时报》读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罗森塔尔”发自东京——此前是发自波兰和印度——的报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一种热情和可读性，以及对政治和人物的细微之处的敏感性。1959年罗森塔尔在波兰因被当地政府指控为“深入刺探”其内部事务而遭到驱逐，此后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罗森塔尔在波兰为马克尔的《时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根据的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在那里用毒气室杀害了几百万人。这篇文章，成了一篇经典报道：
因此，奥斯威辛并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只有一种想要报道奥斯威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一种不安的感受——拜访过奥斯威辛但离开之后没有说点或写点什么，将会是对不幸死于奥斯威辛的死者最严重的失礼行为……
如果罗森塔尔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他的记者生活也就结束了。罗森塔尔就要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新闻编辑部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做的。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行政生活的丰厚收入和匿名权力。然而，一个记者得到了各种奖章，到过了所有地方，采访过了每一种所能想得到的报道，他就会开始认识到他的工作有点重复了——形式和地点似乎都是一样的，轻车熟路，没有任何新的挑战。当然，如果一名记者能像赖斯顿那样得到一个专栏，记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这个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当记者，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报纸工作，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编辑，他也许会找到一种刺激。卡特利奇在当了编辑后从没有怀念过报道工作和记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顿·丹尼尔也是这样，也许罗森塔尔也会这样。但只要C.L.苏兹贝格还在为《纽约时报》写国际新闻方面的专栏，罗森塔尔得到一个专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也许39岁的罗森塔尔继续尽可能地从事他的写作事业，但如果他有成为一个伟大编辑的愿望和才能的话，如果他能够多少激发起懒惰的人员，并把他的技巧传授给其他记者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记者遭到的损失对《纽约时报》来说就是值得的。至于对罗森塔尔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当别论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对让罗森塔尔进新闻编辑部的事情觉得没把握，于是决定在近期到东方旅行时，用点时间和罗森塔尔多接触，了解他的情绪，看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写作和生活，是不是愿意回家，尝试一下新事物。
在东京，罗森塔尔正在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儿子居住在一个有榻榻米的住宅里，有仆人服务。他为日本人民所着迷，钦佩他们的效率和勤奋，喜欢他们在一座快乐而迷乱的城市中所展现出的活力和热情。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人专注于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写作的对象有着无穷的乐趣。日本的女人既快乐又聪明，在罗森塔尔看来，男人老是在做事——赚钱，做爱，跳舞，唱歌，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这就是日本对罗森塔尔最有感染力的东西，他不会为他们感到悲哀的。他们在享受繁荣，他们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们通宵达旦地喧闹，每天早晨又毫无内疚地起床。罗森塔尔很快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可是过去在波兰，罗森塔尔感到了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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