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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实际上当他们得到时却经常不想要它；或者说当他们得到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报纸。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文字编辑都缺乏幽默感——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为他们培养幽默感，即便他们有，也被这工作磨没了——如果记者想使自己关于参议院会议的报道有一种明快感，就会在编辑们那里遇到很大困难，即使参议院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对参议院的报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样宣告，《纽约时报》实际上想要的是参议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机构的乏味。《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准确报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厌倦的活动，要比准确而有意思的论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纽约时报》上参议院是一个顽石，是一潭统计数字和死水，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习惯与幻想、驱动力和野心的集合，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回应国家的振动。议员们自身，以及华盛顿的行家们，并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反感，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字里行间之中填补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读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画面。因此公众在到参议院采访之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们经常对它显示出来的活力感到惊奇。但在《纽约时报》上，如果有对参议院内部、情绪、气氛的一两段描述性的话，通常也都被埋在报道的底部，并且安排在内页。读者不得不浏览上千个词才能见到很少几行生动的展示。《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业、工业、时尚、体育、艺术——的报道却不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对于这些事情是能生动表达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对《纽约时报》人来说，似乎诚实而坦率地写写阿瑟·米勒要比写写韦恩·莫尔斯更容易得多。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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