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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
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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