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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近20年来，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余本译著，但大多和我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至于文学作品，至今未敢涉猎。我深知，所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而言的。虽说“信、达、雅”是对所有译作总的要求，但由于被翻译的著作种类不同，要求也有所侧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性著作，“信”、“达”二字最重要。只要真正弄懂作者的意思，能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至于美与不美，尚在其次。当然，能弄懂作者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来说，尤其如此。但这毕竟是另一种功夫，对于我这个多年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用通俗的话来说，至少不“怵”。
我最“怵”的就是这个“雅”字，而“雅”恰恰又是翻译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除了故弄玄虚的文学作品之外，一般来说文学作品都是通俗易懂的，翻译做到“信”、“达”并不难，难就难在这个“雅”字上。也就是说，为了翻译好文学作品，你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才行，最好自己本身就写过文学作品；否则，你翻译出来的东西生硬拗口，让人读起来味同嚼蜡，根本表达不出原作的韵味，实在是对美好东西的亵渎。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有限，长期习惯于抽象思维而造成形象思维退化，因此对于翻译文学作品实在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儿就甭揽这瓷器活儿”，可是我为什么又敢斗胆翻译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先生的纪实文学作品《王国与权力》呢？我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才使我自不量力冒险一试。
其一，出于对本书作者的敬佩。盖伊·特立斯先生虽年近七旬，但却是最近两年才来过中国，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不太了解。但1999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杯的比赛，却把他同中国的体育事业以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被中国女子足球队的胜不骄、败不馁的顽强拼搏和宽厚待人的精神所感动，从她们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风范，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他以记者的职业敏感，跟踪着中国女足的足迹，来到中国探个究竟。谁知来到中国后，他居然对中国这块土地如痴如迷，流连忘返，深深地爱上这里的人民。从此后，他把中国的体育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以其年迈之躯，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摇旗呐喊。“爱国不分先后”，虽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海外同胞而言的，但如果增加一个字为“爱中国不分先后”，用在特立斯先生身上尤其贴切。他是中国人民的新朋友，但新朋友并不见得就比老朋友的情谊浅。新朋友见到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新面貌，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新精神，没有已成为历史的陈怨旧仇的包袱，或许情更深、意更笃。但愿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新朋友。能把这位美国新朋友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我由衷的心愿，只是害怕自己才疏学浅，译不好朋友的大作，有损其一世英名。如是，还望特立斯先生海涵。
其二，出于对本书内容的兴趣。译者也是笔耕之人，与报界的朋友没少打交道，只知他们有“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苦衷，但个中原委，不得其详。至于美国报界的情况，更是所知甚少。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也经常翻阅《纽约时报》，但只是翻翻，厚厚的一沓，多达几十页，认真读一遍，至少需要两三天。熟知并非真知，每天都看报纸，未必知道报纸历史，更未必知道报社的内幕。我只知道编报一定是很无聊的事，只不过是在别人写的稿子上勾勾画画而已。谁知拿来《王国与权力》一读，便被其生动活泼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爱不释手。《纽约时报》既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报，也是一家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大报。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爆炸性的新闻不少出自《纽约时报》编辑之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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