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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战，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战友乃至自己的上司而战。在《雪白血红》中有一个名叫格罗梅尔的士兵，他训练有素，但他所信奉的宗教使他无法对着活生生的人开枪射击，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士兵对强加到他身上的战争所能做出的最大的抗争了。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格罗梅尔阵亡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代表正义方的盟军士兵没什么区别。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职能，“以服从为天职”可能会使军队和军人沦为盲从，而对每一道命令产生质疑又会使军队丧失战斗力，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实际上，《美军军法条例》中对这种情况有过明确的规定：服从符合军规条例的命令（890.ART.92（1））；服从合法的命令（890.ART.92（2））。他们明确地规定了“服从”与“不服从”的定义：（一）军人有服从命令的义务（Duty to Follow Orders）；（二）军人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Duty to Disobey Unlawful Orders）。在这一规定下，“执行军令”不再是战争犯罪的借口和托辞。
德军的军法条例不太清楚，不过，看看他们的宣誓誓词，与美军的宣誓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军的誓言是“捍卫宪法”，而德军则是向“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宣誓。从这个差异上，我们大致能看出两支军队性质上的不同。
《雪白血红》一书中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科朔雷克和他的战友们住在俄国的一个村庄里，与房东的女儿卡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佳甚至与一位德军士兵产生了朦胧的感情。这该如何理解？从人性的角度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合情合理。但从“侵略和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宣传层面看，卡佳似乎可以被列入“俄奸”一类。实际上，她并未做出任何损害国家、民族的坏事，帮着德国侵略者烧烧饭、削削土豆，仅仅是为了生存罢了。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今天来的是侵略者，明天或许又是解放者，他们的命运被反复拨弄，同样是身不由己，无从选择。与战争中的普通士兵一样，他们也是被动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历史学家们认为，对某段历史的评判，至少要在一百年后。其目的是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天的时间太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则更近，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得到保证。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拔都、忽必烈或是拿破仑，今天的研究和评论几乎很少涉及他们的侵略、非正义性及其造成的生灵涂炭，甚至多带有一种对其赫赫武功的赞许，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决定历史评判的，究竟是什么呢？威廉•夏伊勒认为，“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兰西、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最后的一个”，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可能是合理的，但从近代人的情感上看，这一观点恐怕难以被接受。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不也因其“过度的客观性”而饱受批评吗？
近代战争历史研究是个太过宏大的课题，涉及到太多的情感和利益关系，客观与否仅仅是相对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再举两个小例子，一是德国入侵波兰，今天的许多中国军迷并不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波兰支持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轮到他自己被侵略了，所以“不值得同情”，而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例子是二战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我们沮丧地发现，导致二战爆发的两个因素，一是确保对波兰独立和完整的承诺，一是使英法列强免遭潜在的威胁，二战结束时这两个目的都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甚至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越来越多原本秘而不宣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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