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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预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
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做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
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压制住宗室与朝中的蠢蠢欲动之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石越在陕西挑起的战争以及帝国正在稳步进行的军制改革；更何况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员上报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余，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强征劳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员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绩”大加嘉奖，一方面却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来调查、处罚强征劳役的官吏，那么无论是皇帝的诏令还是政事堂的命令，毫无疑问也就并没有值得期望的必要。
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过是希望本地的官员，不要在农忙的季节来多事就好了。
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整个大宋朝廷，包括帝国的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员，大部分人对各地百姓的这种最低期望却并无兴趣。
平夏战与讲宗岭大捷之后，皇帝要如何封赏有功之臣？朝廷的权力格局在此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改变？第一大功臣高遵裕会不会调入枢密院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石越还会不会继续留在陕西？
有无数类似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边境的大胜与大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对朝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汴京城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表面之下，还掩藏着许许多多的东西。
群玉殿。
在炎炎夏日中，这里却清凉得有点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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