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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官衙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惟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因此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既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的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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