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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迭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他走在我们小缜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他被隔离审 查。当时我们刚刚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曾经好奇地去偷看对他的审问。我们知道他被关押在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爬上仓库后面的围墙，坐在围墙
上晃荡着双腿，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审问他的人，那两个人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审问走资派一样。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造反派那时显得十分软弱，唯唯诺诺地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充当“四人帮”的爪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记得他当时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将话题扯开了，说他母亲前几天去世了，而他却不能守候在母亲身旁。他的哭声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响亮起来，他说：
“我妈妈往洗脸盒里吐血，吐出了一脸盒的血。”审问他的人拍着桌子说：“胡说！你妈有那么多血吗？”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厕所之时，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拍岸之声不绝于耳，他很可能没有听到。然后，他低头走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盒香烟和一盒火柴后，低头返回堤岸。一附近有几个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在堤岸上徘徊。如
他一枝接着一枝地抽烟，中间没有中断过，他将两盒香烟全部抽完后，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正在田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然后转过身去，不会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里。当追捕他的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只看到堤岸上留下的一堆烟蒂。几天以后，他的尸体被浪潮冲上了邻县的海滩。我听说他身体浮肿的都认不出来了，他的鞋和袜子都被海浪剥去，衣服裤子还在身上。
文化大革命让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铤而走险，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里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阶平民立刻身居高位，当时人们用“坐直升飞机上去”来评价这些人生暴涨的造反派。文革结束以后，这些人从高位上自由落体般的跌落下来，而且跌穿草根均线，跌入囚犯底部。人们又用“上去快，摔下来更快”来嘲笑这些人生暴跌的造反派。
当然，文化大革命也讲述了更多微涨微跌的人生故事。我所生活的小镇上，就有几个这样的故事。我选择其中一个，以飨读者。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席卷中国，象征权力的政府公章纷纷被抢夺之后，一些没有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没有因此一筹莫展，他们开始了私刻公章的革命运动。于是，草根自封的权力机构立刻遍布全国，其壮观的情景好比唐朝诗人岑参描述飞雪突然降临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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