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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4]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更可怕的事。相反，一本真护照，即使拥有者是冒名顶替的，要想弄清真相也要花费数倍的调查时间。首先得与出具护照的机构联系、查明事实，但开战以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与德国的联系都中断了。自那时起，专家们普遍建议最好改变身份，在印章上做手脚要比在名字上容易得多。我护照中唯一较大的差别是宗教信仰，佐默是犹太人，而我不是。鲍尔认为这不碍事。
“要是被德国人抓住了，您就把护照扔了，”他解释说，“因为您没割过包皮，[5]也许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而不必被用毒气杀害。而反过来，犹太人的身份在逃亡的路上对您又会有益处。至于不懂相关习俗，您可以解释说您父亲和您一向就是无神论者。”
三个月后鲍尔被捕了。持有西班牙领事身份证件的罗伯特·希尔施曾试图营救他出狱，但他晚到了一步，头天晚上鲍尔已被押往德国了。
在埃利斯岛，我遇到两位流亡者，以前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在“苦路”[6]上。这条苦路是流亡者逃避希特勒政权的路程，它经由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至巴黎，在那儿，苦路就分了岔，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马赛、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里斯本的港口。苦路的名字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德国流亡者起的。他们不仅要躲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还不能让所到国家的宪兵抓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有效证件，也没签证。要是被宪兵抓住，等待他们的就是关押、监禁和驱逐。许多国家至少还足够人道，不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境内，在德国，他们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只有少数逃亡者持有效护照，剩下的许多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没有证件他们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工作，大多数人都要忍受饥饿、痛苦和孤独，所以他们把这条逃亡之路叫苦路。他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城里的邮局和公路旁的白墙，他们希望在邮局里得到亲友在那里留给他们的信件[7]，公路旁的墙壁和房舍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彼此失散的人用粉笔和煤块写下的寻人启事，还有警告、提示以及身处这一冷漠而惨无人道的时代的无助呐喊。战争即将接踵而至，而在战争中盖世太保与宪兵常常狼狈为奸。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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