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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地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分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夭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sts。也仍不顾左翼右倾，只是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盲人瞎马的乱闯。1941年我在成都军校毕业后，于国军十四师当少尉排长，足穿草鞋，一个月后已是满身虱蚤，也经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着吃狗肉。至此才发觉我们士兵之中有极少数是抗战以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利害冲突，也经常想方法和我作对。一般征兵所得则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痹癃残疾，不堪教练。我可以想象他日我们冲锋时一拥上前，只好不较分寸，死伤狼藉；退却时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他们勾心斗角后，再度忖量之余，发觉他们入厕时以竹片瓦块当手纸，又不免良久恻然，而深叹人间何世。这时候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除了少数“发国难财”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贫。可是和我们部队的生活一比，又已经是两个世界。至此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at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有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征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这些事实，成万上千，也不容我们右倾保守即可以在历史上掩饰。而且也因为我们组织上有此弱点，才引起强邻入侵杀进堂奥。
两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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