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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这时候兵员已经通过一段选择，装备也由美国供给，可是这未经整体化的情形依旧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于阵地最前方，已经获得各方赞扬。可是有不少的战士，已经两次受伤三次受伤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与死为邻。我曾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只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里我曾亲耳的听到他们谈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无限之同情，驻印军无掩埋队，有些在公路线外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况紧急时几锹黄土也可以算数，也可以想见以缅北之倾盆大雨不几小时就骸骨暴露。也可想象他们也是人子人夫。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还不知道彼此已是阴阳异途，恩断义绝，却还仍是生死莫卜，将信将疑。偶一开追悼会时，我们听到读祭文中有“呜呼，草长莺飞，故国之春已暮，剪纸招魂，他乡之鬼尤新”的辞句，深觉此情此景屡现眼前，而不能责备军中文职人员舞弄笔墨了。
这和我所说的旅行有何相干？又与此文劈头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为五十年来的胡闯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浩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时，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
今日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羡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随军赴东北。也发觉到当地好几十万的日本军民，包括不少铁道线上的员工，已被苏联作战俘一并掳去到西伯利亚做工。对他们的家属来说也是生死莫卜，音讯杳然。有些技术人员的家属为生计所迫，以浴室作为澡堂备热水供我们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太太们也如此下场，觉得过意不去，慷慨的多给几文钱，已经引起她们伏地磕头致谢。后来残余的日本人撤退回国时，也不管他们是掠夺致富或是勤奋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只准带约值美金二十元的现钞。1946年的春天东北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车，上置被袱，飘扬着白旗悄然回国。后来又有在秦皇岛和葫芦岛的同事告诉我，每次遣返日侨船未开行时，总有好几个日本人跳水自杀。他们一生经营至此尽成流水，东望祖国又是B-29轰炸后的废墟。从渤海湾面对太平洋已和项羽的不愿再见江东父老一样的无地自容，只好与波臣为伍。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难道以“时也，命也，运也”劝告读者自识指归，各安本分？说来也难能相信：如果我们纯粹以个人主义解释一切，则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结论。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么谁又在革命期间担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个人的因果报应？在长沙遭敌机轰炸后抢树枝的人们，早已采取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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