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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头有个头戴棉帽的人站在肮脏的残雪中等候买香肠。东柏林一个铜像已被拆走的广场上有个失业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望着商店橱窗。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个人踏出地铁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个人弯腰在地面铺上一张报纸，拉拉裤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东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个人正穿梭着过马路。
这些毫不相关的人之间，在20世纪的尽头，其实联系着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目睹乌托邦的解体、信仰的丧失、理想的幻灭。
五十块！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体验到破产的意义。汽车在雨后尺深的泥泞中陷住了，进退不得。于是我建议，干脆将车锁上，让它在那儿留一夜，等出了太阳，路面硬了，再来取车。
北京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着我，摇头，不行，收音机会被拆掉，轮胎会被卸走，车子会面目全非。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对，”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绳子我有，”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五十块！”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黄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妓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相信’这个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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