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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旨远是意境的问题，言近是指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又山的诗“独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blockquote>
胡先生第二次到台湾来，我曾约他到师范大学来演讲一次，题目好像是“中国文学的演变”，所说的仍然是他的那一套，读过《胡适文存》第一集的都不觉得有任何新的材料，只是谈起律诗时他的口气加重了，他一再地咬牙切齿地斥律诗为“下流”，使得一部分听众为之愕然。我事后曾替胡先生解释，此“下流”非“下流无耻”之“下流”，乃是“文学末技”之意，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所谓“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即是此意。但究竟胡先生之所以言重，仍是由于他的多年见解之牢不可破。
近读余光中先生对胡先生的批评（《文星》九卷五期十二页），我认为很深刻而公道，他说：
<blockquote>他对文学的要求仅止干平易、流畅、明朗。这要求太宽了，太起码了。这些性质原不失为文学作品的美德，可是那应该是透过深刻的平易，密度甚大的流畅，超越丰富的明朗。</blockquote>
我猜想胡先生对这一批评未必能完全心服：第一，胡先生一方面承认“可懂性”为起码条件；另一方面他对于“明白清楚”也自有他的一套理论，并不是一味地放宽要求，他说过：
<blockquote>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故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级：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蕙的风》序）</blockquote>
这一番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到深入浅出，我们要知道，浅出固难，深入亦不易。先深入然后才能谈到浅出。一般人的大病在于入得不够深，欲求其不浅出而不可得。胡先生作诗，眼高手低，有时也自承有“浅入而浅出”的毛病，可是胡先生深入浅出的见解确是不错的，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道理不谋而合。第二，胡先生提倡白话诗，是针对当时文学状况而发，有时不免矫枉过正，有时不免忽略细节。例如，胡先生反对五言七言，未尝不可，但如胡先生所说“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绝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这就有点过火。作诗本来就不能和说话一样。再例如，胡先生说作诗要讲求文法，这也是很笼统的要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都是胡先生所欣赏的句子，其中可有什么文法？西洋诗比我们中国诗要注重文法些，但是诗人也有特权违背文法的格律，至于句法之颠颠倒倒以及字之省略更是常事。中国诗的特点之一便是不讲文法，像后期印象派的画—般，一点一点地补缀起来，自成印象，句中往往没有主词或动词，前置词更不必论，这是中国文字（单音字）不可免之现象，是优点还是缺点似乎尚未可一概而论。胡先生特揭文法之重要，亦不过力反堆砌之病而已。所以胡先生特别一再强调平易通畅的性质，想来也是有感而发，并不一定只认这种性质为诗之极致。只是胡先生认定这一点不肯放弃，并且以后没有进—步做更深刻的有关诗学的解说，遂不免令人感觉胡先生的诗论一直停留在这启蒙的阶段上了。
胡先生的“明白清楚主义”，其初步的假想敌是中国旧诗，五七言的律诗，他的理由具见《胡适文存》，其第二步的假想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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