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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仿象征主义等的所谓现代派的诗，在这一阶段（约从民国二十五年起）胡先生没有积极发挥他的主张。可能胡先生以为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发表的主张已经足够抵抗这新兴的现象。如果他真是这样想。他是过于大意了。因为现在所牵涉到的已经不是诗的文字的问题，而是诗的实质的问题。不是深入浅入或深出浅出的问题，而是入到哪里去出到哪里去的问题。照传统的想法，诗写的是人类的情感想象，亦即普遍的永久的人性，照现代派的想法，诗写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片刻间的感觉，乃至于下意识的感觉。所以现代派的诗，不可能明白清楚，先天的“浓得化不开”，根本不以令人“懂”为目的。我曾想，现代派的诗也许有一点像是禅吧，直指人心，当下即悟，否则无论怎样参究，终归是门外汉。
胡先生研究佛学史，对禅宗的历史背景颇有研究，但是胡先生一点也不信禅宗那一套想法。有一次我和他谈到日本的铃木所著的《禅宗论文集》，因为我对禅宗是有一点爱好的，胡先生低声向我说：“不要信他那一套，那是骗西洋人的！”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能体会到禅的境界，所以讲到诗，胡先生的欣赏范围也自然有一个界限，他喜欢老妪都解的白居易，不大能领略杜甫《秋兴》一类的作品。这有关各人的性格。我个人也是喜欢平易近人的作品，从前读一些带神秘色彩或宗教气味的诗，如“玄学派诗人”的作品，便常不得其门而入，如坠云里雾中，既读不懂当然谈不到欣赏。近年来读到许多朋友们的现代派诗，也常觉得不知所云，实不敢赞一词。不过，我想，诗的范围很广，种类也很多，我喜欢这一种，你也可以喜欢另一种，我尝试这一种，你也可以尝试另一种，并不需要统一，也无法使之统一，“讲到品位，那是无法争辩的”（indiscussible）。在文学批评里，也需要容忍。有人愿意走坦途大道，也有人愿意走小径，更有人愿意钻牛角尖；有人愿意迈方步，也有人愿意翻筋斗，更有人愿意堆罗汉。只要各得其乐，也就罢了。胡先生提倡白话诗，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一座大门，让大家进去游赏。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白话可以入诗。不过，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这是在历史上争辩了多少年也不得结论的问题，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结论。胡先生喜欢引述“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一句话，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美未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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