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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经常受到邀请在全国演讲，只要他的时间表允许，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欢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出现在宴会上，喜欢乘坐头等舱旅行，欣赏机场的整洁，衣冠楚楚的人们，女人鞋跟的柔和声音和优美的音乐。他喜欢吃饭前喝上两杯，由那些讨人喜爱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务，不仅是因为她们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装，她们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悦顾客的欲望，而且还因为她们在提供服务时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如此优美和得体。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讲飞回纽约的途中，他想到她们是美国的艺妓，后来他不无遗憾地想起，他不曾认识一个空姐。几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伦敦的公寓上面，他夜里经常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没有结识她们。
丹尼尔在全国做的演讲，一般讲的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静文雅的声音做出这些演讲，演讲后他还回答观众的提问。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还有时报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当中所发表的其他言论，以及他们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语时所流露出的对在这样一个庞大、有偿债能力、稳固的机构工作时感到的挫败——报纸是一个事实加工厂，那里的工人认识到了一个太明显不过的真理：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报纸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管理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喜欢谈论它，但它却是事实。这种真实性引起了许多热爱这家报纸的人的悲哀和苦恼，他们曾把这家报纸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认为它是某个伟大的灰衣女神，而他们和她有着风流韵事。他们忘记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他们都很快会为她而变得衰老。她是不会老的，而他们却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更年轻的人。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棚里的灯管一样随意被替换——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发光发亮。这种替换行动并没有不被舞台上的《纽约时报》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们悲叹在身体还健康时就自动退休的员工，如戏剧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学作家威廉·L.（“原子比尔”）劳伦斯的退休，棒球运动作家约翰·德雷宾格的退休。德雷宾格在他的告别晚会上喝了一阵酒后装作高兴起来，声称：“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伟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对此一个管理者冷静地回答说，“那么，为什么你给我们添这么多麻烦呢，约翰？”
自动化，连同无人化的过程，是全国的大公司共有的复杂问题，然而在《纽约时报》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人们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几台在选举之夜前拉进新闻编辑部的机器，这些机器要做后来的利奥·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经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预见选举结果。排版间的工人对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干得更好的技术小玩意儿是轻视的——除非罢工期间。新闻编辑部对这些通过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交流的东西——语音备忘录、银色的麦克风——是不恭敬的。在高层管理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认识到，早就为使用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的《纽约时报》现在变得如此庞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顶下都在进行着什么。因此，庞奇·苏兹贝格在力图保持某种旧的《纽约时报》精神的同时确定了自己对新技术的信仰，宣布《纽约时报》将雇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队伍来调查《纽约时报》雇员当中“科学选择的随机样本”，努力“确定在这个庞大的多样化的组织里如何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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