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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工作的男女实现更大的融洽”。
这个举动被一些编辑视为愚蠢的，而其他编辑，包括克利夫顿·丹尼尔则怀疑雇员对向他本人那样的人发牢骚会对业主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并不清楚他与庞奇·苏兹贝格，或与苏兹贝格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同立场。丹尼尔是在德赖富斯突然去世后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间，被卡特利奇挑选出来担任主编的。苏兹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对丹尼尔担当主编的任命，但苏兹贝格的赞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苏兹贝格在个人层面上认可丹尼尔。丹尼尔英国式讲究礼节的举止也不可能对这位不讲究礼节的业主起作用，事实上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国托利党学监们，他们一度使作为圣伯纳德学校学生的苏兹贝格感到恐怖。此外，还有丹尼尔妻子的个性。十年的婚姻，四个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纽约时报》的地位，都没有使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国公主的观念。她不是那种像《纽约时报》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沉溺于公司内部小竞争的人——讨好苏兹贝格们，使奥克斯的女继承人感到欢心，或者在这些说话温和的女人的聚会时缓和一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可以肯定，丹尼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正确的榜样——对他的雇员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他曾努力以他的关照和殷勤来打动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最近在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先引用了她喜爱的关于《纽约时报》生于“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尔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私下里怎样看待他。他从没有通过主动拉关系来了解自己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还不能够和业主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因为卡特利奇挡在了中间。这无疑是丹尼尔主编职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腾出了主编办公室后，没有退出或割断他同新闻部的联系。相反，卡特利奇占据了从新闻编辑部看不到的三层办公室，获得了一个模糊的“总编辑”的新头衔，继续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背后进行操纵。卡特利奇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有他——得到了这位年轻业主的友谊、信心和关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苏兹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们通过出城共度周末，通过一起到欧洲旅行，巩固了她们的关系。
丹尼尔不时感觉到卡特利奇非常满足于事态的发展，或者说非常不愿意放手让丹尼尔单干。现阶段，丹尼尔感觉到了自己和墙上贴着照片的这些人——范安达和伯查尔、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对他雇用的记者或批评家是满意的，对《纽约时报》报道世界的风格是放心的。尽管丹尼尔经常给人自吹自擂的印象，并且无疑对自己的头衔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机构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个忠诚的奴仆，在大楼里没有哪个人会比克利夫顿·丹尼尔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许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尔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品质。他在丹尼尔作为伦敦分社第二号人物的表现中看到了这种品质。在丹尼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在新闻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期间，卡特利奇在更近的范围内观察了这种品质。1964年，这种观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尔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就卡特利奇继续在幕后操纵而言，这个提拔的意义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于德赖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这个过渡时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对《纽约时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的苏兹贝格宁愿身边有像卡特利奇这样可靠的老顾问——但丹尼尔不知道65岁的卡特利奇会干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总编辑”的头衔会随他而退休，“主编”会重新在三层取得统治地位，或许丹尼尔会担任总编辑，或许总还会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可能性，另一个同苏兹贝格更近的人会摆到丹尼尔的头上。丹尼尔只能希望，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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