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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策划了一套“士兵”系列，由我翻译的《雪白血红》有幸被列为其中的第一部。
“士兵”系列不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将涉及现代战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来自最底层士兵的遭遇、经历、见闻，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喜与哀。我认为这是审视战争的一个很好的契入点，它让我们离真实的战争靠得更近，血腥和杀戮不再是随着高级指挥官在态势图上轻轻一划而形成的某个抽象概念。一个个士兵，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和距离最近的目击者，他们的记述也许会缺乏整体的大局观，但却能带给我们更加真实、更加震撼、更加贴近的感受。
二战中的德军士兵，这一视角的书籍在国内出版的并不太多。德军，作为二战中的侵略者，相关书籍的定位颇有些尴尬，国内出版时，一般会特地注明：“……由于作者的观点……，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和批判。”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很容易将战争的责任推到普通德国人身上，甚至出现了“有罪的一代”的说法，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如45年后被分割的德国。吉多•克诺普的《党卫军档案》一书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94年，居住在阿根廷的纳粹罪犯埃利希•普利布克对采访他的美国电视台工作人员说：“……那时候军令如山，您理解吗，年轻人？”
当然，作为罪行累累的党卫队成员，普利布克的说法仅仅是为自己开脱的辩词。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战争中的士兵是没有选择的。在“为国报效”的召唤下，你投入了战争，你杀死了许多敌人，最终却发现自己成了战争罪犯的帮凶，成了必须一辈子低头认罪、忏悔的“有罪的一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悲剧的呢？对普通士兵来说，“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仅仅是因为你生在哪里——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枪口下的亡魂会让你成为英雄；可你若是个德国人，那就只能成为邪恶的杀手。站错队是个不幸，更为不幸的是，站哪条队由不得你选择。
王外马甲在他的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我深以为然。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信仰的正确与否，我们无法从今天的角度去告诉当年的每一个德国人，“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元首”是一种错误的信仰，我们也无法怀疑他们对这一信仰的诚挚——《黑色雪绒花》中曾对此有过详尽的探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尽管理解并不代表认同。就像抛出的一枚硬币，直到它落地，你才知道其正反面。你只是这一结果的接受者，而不是操纵者。韩寒说：……没有信仰，一定比有着错误的信仰要强。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国人，同样也适用于当年的德国人。
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参战的士兵是有信仰的。如《兄弟连》所述，许多美军士兵直到目睹了集中营的惨状后才明白了自己“为何而战”；《贝德福德的男孩》中的小伙子们，仅仅是为了一天一块钱的津贴才加入的国民警卫队，最后被送到了奥马哈……。而对德军士兵来说亦是如此，他们并不都是冥顽不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思想意识”观察员在德国军队中并不受欢迎，甚至曾出现过“观察员”被逐出部队的现象。西格菲尔德•克纳佩在战后的回忆录《Soldat》中曾不无委屈地说：我们不是纳粹，我们只是德国士兵。
我觉得不能苛求普通士兵一定要抱有某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必须是正确的，甚至还要加上一条，该信仰的正确性还将经受数十年时间的验证。
那么，这些德军士兵为何而战呢？为了侵略，为了杀人？这似乎是脸谱化正反面角色的标准答案了。
科朔雷克在书中指出，他们不是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为了国家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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