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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似大作其古文，例如“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这样的句子来说明“天演”，文字非不简洁，声调非不铿锵，但是要一般读者通晓其义恐非易事。西洋社会科学的名著，大多本非简明易晓之作，句法细腻，子句特多，译为中文，很费心思，如果再要加上古文格调，难上加难。严氏从事翻译，选材甚精，大部分皆西洋之近代名著，译事进行亦极严肃，但是严氏译作如今恐怕只好束之高阁，供少数学者偶尔作为研究参考之用。林琴南的贡献是在小说翻译方面。所译欧美小说达一百七十余种之多。以数量言，无有出其右者。他的最大短处是他自己不清外文，全凭舌人口述随意笔写，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样的译法，如何能铢两悉称地表达原作的面貌与精神？再则他自己不懂外国文学，所译小说常为二三流以下之作品。殊少翻译之价值。他的文言文，固是不错，鼓起国人对小说之兴趣，其功亦不在小。
白话文运动勃发以后，翻译亦颇盛行。唯嫌凌乱，殊少有计划的翻译，亦少态度谨严的翻译。许多俄、法文等欧洲小说是从英、日文转译的。翻译本来对于原著多少有稀释作用，把原文的意义和风味冲淡不少，如今再从日文、英文转译，其结果如何不难想象。鲁迅先生所编译之“文艺政策”等一系列的“硬译”，更无论矣。
四十几年来值得一提的翻译工作的努力应该是胡适先生领导的“翻译委员会”，隶属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胡先生的领导，有基金会的后盾。所以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所译作品偏重哲学与文学，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哈代小说全集》《莎士比亚全集》《希腊戏剧》等凡数十种。惜自抗战军兴，其事中辍。
“国立编译馆”，顾名思义，应该兼顾编与译，但事实上所谓编，目前仅是编教科用书，所谓译，则自始即是于编译科学名词外偶有点缀。既无专人司其事，亦无专款可拨用。徒负虚名，未彰实绩。抗战期间，“编译馆”设“翻译委员会”，然亦仅七八人常工作于其间，如蒙森之《罗马史》、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萨克雷之《纽卡姆一家》等之英译中，及《资治通鉴》之中译英。《资治通鉴》之英译为一伟大计划，缘大规模的中国历史（编年体）尚无英译本，此编之译实乃空前巨作。由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主其事，夫妇合作，相得益彰，胜利时已完成约三分之一，此后不知是否赓续进行。唯知杨宪益夫妇在大陆仍在从事翻译工作，曾有友人得其所译之《儒林外史》见贻。“编译馆”来台后，人手不足，经费短细，除做若干宣传性之翻译以外，贡献不多。偶然获得资助，则临时筹划译事。我记得曾有一次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一笔捐助，指明翻译古典作品，咨询于余，乃代为筹划译书四五种，记得其中有吴奚真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此书是根据英国名家诺尔兹的英译本，此英译本对英国十六世纪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吴奚真先生译笔老练，惜仅成两卷，中华书局印行，未能终篇。近年来有齐邦媛女士主持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两卷，亦一大贡献。
翻译，若认真做，是苦事。逐字逐句，矻矻穷年，其中无急功近利之可图。但是苦中亦有乐。翻译不同创作，一篇创作完成有如自己生育一个孩子，而翻译作品虽然不是自己亲生，至少也像是收养很久的一个孩子，有如亲生的一般，会视如己出。翻译又像是进入一座名园，饱览其中的奇花异木，亭榭楼阁，循着路线周游一遭而出，耳目一新，心情怡然。总之，一篇译作杀青，会使译者有成就感，得到满足。
翻译，可以说是舞文弄墨的勾当。不舞弄，如何选出恰当的文字来配合原著？有时候，恰当的文字得来全不费工夫，俨如天造地设，这时节恍如他乡遇故人，有说不出的快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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